
2026年11月6日晚,由温州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办的“商事法学术沙龙”第30期如期举行,本次沙龙的主题为“科斯定理及其对商事制度的影响”。刘仙子、胡晓钰、许鹏、冯徐轩、叶可欣、杜颖等12名硕士研究生依次发言,围绕商事制度相关条款展开深入讨论。

刘仙子同学以《交易成本视角下商事权利与组织的双重命题》为题,提出组织与权利是“同一个问题的两张脸”,回答它们的都是交易成本。首先,她将《企业的性质》概括为“一个替代、一个边界”,将《社会成本问题》归纳为损害相互性、零成本参照系、第二定理与救济比较四点。其次,她以《公司法》第十三条说明分公司“收进来”、子公司“放出去”分属科层与市场,以《民法典》第二百八十八条指出相邻关系本质是权利相互性。最后,她借苹果未收购富士康说明边界是动态的,评米蓝清算案“效率上也许对,说理上不完整”,以“科斯给了副好眼镜,但镜片度数有限”作结。

胡晓钰同学以科斯的《企业的性质》与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两篇论文为对象作读后感分享:首先,她指出企业以内部行政协调替代市场价格配置资源,当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持平时即停止扩张;外部性具有交互性,制度选择的核心是权衡社会整体效率。其次,她认为《公司法》第二十三条以纵向否认、横向否认与一人公司举证倒置三层结构完成权利初始界定,第五十四条出资加速到期以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为前提,兼顾股东预期与债权人信赖。最后,她提出我国商事制度既印证了科斯的判断,又融入了交易安全与权利衡平的本土价值。

许鹏同学以《企业的边界与合同的漏洞》为题,将科斯与伊斯特布鲁克、费希尔的观点进行比较分享。首先,他认为“服从企业家的指挥”以契约为来源和边界,与“公司是一组合同的联结”并不排斥;科斯定理绝非“法律无用”,恰因交易成本为正,以标准条款降低缔约成本的公司法才有存在理由。其次,他指出法院在侵权法与公司法中的两副面孔实为同一功能:事前谈判不可能时,按效率标准补足默认规则,而默认规则应模拟最依赖现成条款的中小股东会要求什么,这也解释了关联交易为何受严审查。最后,他强调“外包潮”未证伪判别式:市场成本下降、企业收缩边界,恰是它的预言。

冯徐轩同学以《从科斯定理到商事制度》为题,以内控信息披露与独立董事制度为例作汇报。首先,她厘清科斯的社会成本即机会成本,并不全盘否定庇古,只是摒弃其消除社会与私人产品差异的方法论;问题的相互性由此显现:真正的选择不是“谁伤害谁”,而是谁可以损害谁,本质是产值最大化。其次,借布莱恩特诉勒菲弗案,指出因果关系只是政策工具,谁该做什么依效率,谁有权做什么依正义。最后,落到商事制度,她主张监管者搭建谈判环境、公司定期披露、利益相关者打分,使披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,并追问独立董事究竟代表谁。

叶可欣同学以《从企业边界到权利边界》为题,用科斯定理来审视封闭公司的股东压制。首先,她指出企业边界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与内部组织成本的比较,损害则具有相互性;交易成本为正时,初始权利如何配置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。其次,封闭公司无公开二级市场,少数股东资本被锁入,表决权又难改控制格局,信任破裂后,控制股东便借长期停发股利、剥夺职务、高价关联交易独占控制权私人收益,将负外部性单向转嫁。最后,她认为其根源是契约失灵——事前因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对称,章程必有漏洞;事后少数股东又反遭策略性报价勒索,故司法解散与股份回购实为科斯式方案,即以法律重置产权、以公平市场价值模拟零交易成本下的合意。

杜颖同学以《权利如何影响资源配置?——科斯视角下的法律与经济活动》为题,围绕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作分享。首先,她以工厂噪声、粉尘影响周边居民为例,引出“是允许甲损害乙,还是允许乙损害甲”的经典问题,阐释损害的交互性,并说明交易成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。其次,她结合我国现行法,从《公司法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、股份有限公司授权资本制与《民法典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入手,分析法律如何以权利配置、责任分配与程序设计影响主体行为。最后,她延伸至ESG理念与公司社会责任,探讨企业如何兼顾环境保护、职工与消费者权益,并指出评价制度效率应看其能否减少社会整体成本,而非只增加某一主体的成本。

梁丽勝同学以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为题,分文章解析与案例分析两部分作汇报。首先,他指出科斯处理的核心议题是工商业行为的外部侵害,其颠覆在于损害具有相互性——真正的问题不是谁伤害谁,而是比较“让甲损害乙”与“限制甲而使甲受损”两种安排。其次,他梳理两条定理:零交易成本下权利初始界定不影响资源配置;正交易成本下权利界定直接影响效率,法律经由降低交易成本、避免租值耗散、决定何种生产活动得以存续、择取最优配置机制四条渠道作用于社会总产出。最后,他以噪声侵权、数据要素确权与第三人撤销之诉三个跨部门案例说明,它们共享同一结构:问题具有相互性、交易成本为正,初始权利界定直接决定社会总产出,商事制度的选择即在边际上比较不同权利配置的社会成本。

周靖迪同学以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与《企业的性质》为基础,结合相关规定进行解读。首先,她指出科斯并非简单否定庇古,而是反对从社会与私人产品的差异直接推出赔偿或征税,主张比较不同社会安排的总产品,其关键限定是“避免较严重的损害”;产权界定、侵权责任与绿色原则由此分别落于《民法典》第二百八十八条相邻关系、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与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环境侵权及惩罚性赔偿、第九条绿色原则。其次,她认为企业是以内部协调替代市场价格的契约安排,边界由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均衡决定,苹果只做设计、制造外包即为例证;落到公司法关于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、忠实勤勉义务及竞业与自我交易限制,是以法定默认规则降低组织成本,而允许章程另作约定,则把长期契约的选择权交还当事人。

朱晨妍同学以科斯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为文本,围绕侵权责任的行为激励功能与法院的角色作汇报。首先,她指出传统侵权思维从“加害人到受害人”的单向结构出发,而科斯提示很多损害是相互冲突的资源使用方式之间的结果,真正要比较的是“允许甲行为”与“保护乙利益”哪一种能以较低社会成本实现更高总产值;据此,赔偿、停止侵害、恢复原状与惩罚性赔偿四种责任形式,实质都在重新配置行为人的成本收益结构。其次,她区分两种法院角色:低交易成本下只需划清权利边界;高交易成本下受害人分散、损害隐蔽、信息不对称,法院须借举证责任分配与标准适用来降低证明成本。最后,她以指导案例128号光污染案说明,法院既未“有光即侵权”,也未放任不管,而以调整开启时间与亮度的中间方案,在商业自由与居民安宁间求得低成本安排。

曾湉同学以指导案例15号为切入点,借《企业的性质》的交易费用理论追问:法律为何允许公司集团将交易内部化,又要在边界被突破时重新划界。首先,她指出企业以内部指令替代市场交易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,但规模受边际成本约束;集团关联交易正是内部化的体现,具有效率价值,须与人格混同严格区分。其次,混同一旦发生,内部化节约的成本便外部化于债权人;正交易费用下混同极具隐蔽性,债权人获取信息与谈判的成本极高,事后矫正由此获得正当性。最后,她认为《公司法》第二十三条“滥用”与“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”两要件,分别回应过度否认的费用与不予否认的外部成本;但不少混同是为了降低组织成本而非逃债,仅凭形式上“人财物混同”即否认人格,反而会损害集团协同效率。

何晓惠同学以交易成本为核心,对《企业的性质》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两篇论文进行解读。她指出,企业为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而生,以一份长期契约与内部指挥替代大量零散的市场交易,但受内部管理成本约束,规模存在边界;劳务派遣正是现实写照——企业保留工作指挥权,将社保与人事管理交由派遣公司,从而控制自身组织规模,监管收紧后不少企业又转向外包与平台用工。她由此提问:法律介入劳务派遣,究竟是增加还是降低了交易成本?她认为,直接看是增加了,因为同工同酬、缴纳社保都抬高了企业支出;但从科斯的角度,关键在于效率,法律把规则讲清楚,企业处理问题时便有据可依,反而省下人力、时间与金钱,故不能简单看待。就《社会成本问题》,她以养殖场污染案说明损害具有相互性,因私下谈判成本过高而由法院调解,以整改加赔偿兼顾双方。她最后强调,市场、企业、法律都是工具,没有绝对最优。

朱徐燃同学以罗伯逊“不自觉的大海中自觉力量的小岛”作引,解读《企业、市场与法律》。首先,她指出企业之所以存在,是因为以一份不完全的长期契约替代大量短期市场交易,以内部指挥代替价格机制,雇主对雇员的关系实质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,区别于代理人的独立交易。其次,她提出企业边界不只由技术与管理决定,更由制度环境决定:印度“劳力行”将指挥权与法律关系分离,客户公司取得实际指挥而劳力行承担全部雇佣义务,本质是把“雇佣”包装为“服务外包”的制度套利;反之,2023年《公司法》放宽一人公司,加上数字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,企业边界亦可缩至一人,成为连接众多外部服务商的“超级节点”。最后,她指出政府亦是市场的内生参与者,以产业政策与国企重组行使行政权威,大企业低成本加杠杆源于金融体系对“大而不能倒”的信任,又以糖果厂与医生的纠纷说明外部性的交互性,强调“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”。
在同学们的汇报环节,李勇军老师结合《企业的性质》和《社会成本问题》所揭示的原理,分别就分公司与子公司分设差异、企业配置资源与外部性交互、法官在权利配置中边界厘定、董事尤其是少数派股东选出的董事对谁负责、股东压制与成本收益、举证责任倒置与责任分配、惩罚性赔偿归属等进行了追问、阐述和论证。

总结环节,李勇军老师从三个方面梳理本次讨论。一是能力有限:无论个体还是企业,其能力、精力、信息与资源皆有限,个体还受生命周期约束,故借他人之力以补不足不可避免,这也是企业、代理与信托存在的根据。二是市场是基础:若无市场,交易成本便无从谈起;也正因价格机制能有效传导,企业主才可能发现把复杂合同打包进企业更省成本。三是技术可变:随着人工智能等工具更新,一人即可操控多台机器,对企业与他人的依赖大为减轻,寻找代理人的成本随之下降。他同时提醒,企业并非越大越好:管理成本随规模上升,超过临界点后效率反降,而临界点与帕累托最优一样难以精确判断,只能力求接近。最后,李老师希望大家充分掌握这一方法,以解释更多制度与现象。
沙龙最后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。
“商事法学术沙龙”系列活动为同学们搭建了宝贵的交流平台,通过观点的激烈碰撞,激发了同学们深层次的思辨。这不仅拓宽了学术视野,更启发同学们在探讨中找到自己的研究志趣,为后续的深耕细作锚定方向。同时,分享汇报的过程,也有效地锤炼了同学们的语言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及组织协调能力。

(一审:李勇军; 二审:徐黎君; 三审:周一颜)